《哲学分析》2020年第3期目录、摘要
《哲学分析》2020年第3期封面
哲学专题讨论
【摘要】记忆通常被视为保存我们过去知识、经验与讯息的“储存室”，但是这个一般的常识观点却会引起下列的问题与困惑：我们究竟把记忆储存于何处？我们又如何储存它们？什么叫作我们回忆起过去的经验？我们又该如何确保我们的记忆是可靠的？另一方面，忘记则经常被当作是记忆的丧失，或者无法回忆起过去的讯息。在这个理解下，忘记似乎是个和记忆相对立的概念，而且记忆一般都扮演着一个积极与重要的角色，但忘记却是个消极与负面的角色。然而，近年来在心理学与哲学的研究中却显示，忘记不仅对我们在心理上或认知上具有一种积极正面的帮助作用，它也可以在伦理学或知识论上成为一种美德。果真如此的话，忘记这个重要的概念，将为当代知识论的几个主流发展理论带来一连串的困难与挑战。为了解决这个由“忘记”所带来的难题，一个认知者或行动主体必须学习与发展出一套能够同时调节与整合记忆与忘记这两项重要功能的能力或人格特质。
邓文韬/文
【摘要】不同领域衍生出对忘的不同定义。在心理学中，“忘”被定义为记忆的“提取失败”。在日常理解和脑神经科学中，“忘”被定义为记忆的“信息缺失”。这两种“忘”的定义在哲学领域中都习以为常。然而，当我们细心分析这两个定义时便会发现，它们内部都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此外，学界一直忽略的是在上述定义外，“忘”的第三种可能定义：“忘”作为“缺乏注意”。忘的这三种定义可以兼容不悖。“提取失败”“信息缺失”“缺乏注意” 这三种定义分别对应“提取”“储存” “编码”记忆过程三阶段的框架。由此观之, 最能概括“忘”的定义的就是“记忆的否定” (the negation of memory)。
一个记忆虚构的因果理论
[美]斯文·博内克/文
【摘要】相对于真记忆，是什么定义了记忆虚构？当前的两个对记忆虚构的解释是“假记忆”和不良基础的记忆，基于无法解释真实虚构、不良基础的记忆以及在良好基础上的虚构之可能性，因而显示出它们是有问题的。记忆虚构要被定义的特征是，它缺乏恰当的因果历史。在虚构的案例中，似乎记得的状态与其对应的过去表征之间，并没有适当的反事实依赖关系。
哲学传统研究
【摘要】王阳明的心学既是浙学的特定形态，又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浙学，是指广义的“浙”地之学，这一意义上的浙学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注重理论思考或理论阐发，包含批判的意识，关切现实，具有历史的观念。以上特点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同样得到了体现。王阳明的“意之所在即是物”说和工夫与本体之辩，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独特的理论建构；其良知说、心即理说从一个比较内在的层面为浙学的独立思考、批判意识提供了某种根据；其知行合一、事上磨练等观念，从不同方面体现了现实的关切；其“五经皆史”说，内含着深层的历史意识。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记。
【摘要】在著名的达沃斯论辩中， 卡西尔责难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以“有限存在人” 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基础存在论立场。 他批评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在真理问题上把自己逼入哲学上的主观唯我论和主观相对主义。结果， 这和康德哲学旨在通过“纯粹理性的批判” 来达到和保证科学知识的普遍和必然真理性的目标背道而驰。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 以新康德主义，例如卡西尔的“文化哲学” 为代表的这类康德解释以“知识人” 为发问起点， 这就阻碍和遮蔽了人们去看到在康德人的知识能力“问题” 背后的“存在问题” 或“存在疑难”。 相形之下，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以“存在人” 为起点的发问， 则直接引向了“存在疑难” 的发问和开显。 正是这一发问和开显， 同时在根基上彻底“动摇” 和“瓦解” 了传统哲学以“判断” 和“知识”为核心来思考真理问题的思路。 这不仅避开了哲学唯我论的陷阱，而且更触发和激发人们去思考和发问“真理” “普遍” “客观” “永恒” 这些“价值” 得以成立的源头，从而通过对亲在的生存论分析工作， 进入或者深入到对“形而上学疑难” 的发问。
【摘要】马克思之所以提出实践观是为了给传统哲学提出一种根据性的解说。哲学就是不断地追寻根据，直至揭示并进入最终的根据。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就是在根据上的深入。从这个观点去看，中国古代哲学的面貌灿然展现。
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
站在常识的大地上
——哲学与常识关系刍议
【摘要】“常识”是个难以定义的概念，它通常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基本知识、共同价值及思维框架。三者共同构成人类关于世界的信念。世界通过常识向人显现。科学和传统哲学都追求突破常识，但性质有所不同。科学对常识的突破是在常识世界中实现的，常识是滋养科学的土壤。传统哲学则常常以距离常识的远近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尺，这不过是一种幻象。与科学一样，哲学所面对的唯一世界只能是常识世界。哲学思维并没有不同于常识思维的超越性，常识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是非反思的、肯定的，后者是反思的、批判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哲学贬低常识的理由。
作为动力之知的儒家“体知”论
——杜维明对当代道德认识论的贡献
【摘要】“体知”是杜维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用来说明儒家传统所强调的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这种知识类型在宋明儒学中被称作“德性之知”，而与“闻见之知”相区别。这种知识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方面，要获得这样的知识，不能只靠理智的认知活动，还需要有内心的体验活动：另一方面，这样的知识不只让其拥有者知道孰是孰非，而且还会让他好是恶非、行是除非。这种知识类型既与西方传统认识论强调的命题性知识（knowing-that）不同，也与20世纪中叶为赖尔所强调的能力之知 (knowing-how)不同。就其能够驱使其拥有者做出与这种知识相应的行动而言，它是一种动力之知(knowing-to)；就这种知识不只是信念(belief)而且也是欲望(desire)而言，它是一种信欲(besire)。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动力之知的“体知”概念的提出是对当代认识论特别是道德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理性慎思与实践融贯性
【摘要】在《论真正重要之事》中，德雷克·帕菲特提出三个主要论证来反驳关于实践理由的主观主义。考察他的第三个论证（即所谓“极度痛苦论证”）可以发现，帕菲特对主观主义的反驳并不成功：第一，帕菲特对其案例的设想实际上是立足于对主观主义的一些误解；第二，主观主义者可以对理性慎思提出更加丰富的说明；第三，只要主观主义者引入关于人格同一性的假设，他们就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有理由在乎自己未来的福祉。
“道德性”与“伦理性”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张力结构
——哈贝马斯《再论道德与伦理性的关系》批判
邓安庆/文
【摘要】哈贝马斯九十大寿的演讲文《再论道德与伦理性的关系》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并引发西方哲学界的笔战。然而，哈贝马斯并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他对康德“道德性观点”的解读存在太多脸谱化的、缺乏学术性的描述。这是在黑格尔的意识形态误导下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浅表性老生常谈，既缺乏古希腊的“伦理”向拉丁化的“道德”概念史演变的历史意识，也缺乏对康德伦理学中伦理性与道德性的张力结构的领悟，因此根本把握不住康德道德哲学的精髓。康德把伦理学界定为探究自由的因果性的学问。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依然是康德的后继者。康德主张伦理的先天立法性、范导性道德的自律立法。伦理性与道德性是两种不同立法的评价性标准。伦理性立法又通过划分为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权利—义务立法和为个人主体的准则立法，从而在狭义上区别于道德性立法。在这种张力中，道德性立法涉及的仅仅是个人行动准则与普遍伦理法则的关系，最终以立法主体自觉自愿地服从普遍法则而达到对个人主观任意性的克服和消解。哈贝马斯把这种主体性实践哲学发展为主体间性的协商对话，在道德性上不是对康德的发展，而是对康德的倒退。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工程知识论的艰难出场与“知识论2”的展望
【摘要】知识有不同的类型，例如工程知识、科学知识、伦理知识等。古代出现了虽然重视知识但又贬低甚至排斥工程知识的吊诡现象，这使得传统的“知识论”成为了“仅仅重视研究科学知识而排除研究工程知识的知识论”，可谓之“知识论1”。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三种关于知识的新观点：赖尔的操作性知识（knowing how）、波兰尼的默会知识和认知科学家的具身认知，它们都与工程知识有不解之缘。但是，工程知识真正成为独立的哲学概念首先出现在工程史领域。21世纪初以来，工程知识论初步发展成为一个与科学知识论并列的分支学科。展望未来，知识论应该以全部知识类型为研究对象，从而发展为“新阶段”的“知识论2”。
论思辨实在论对生态哲学的补充
卢风/文
【摘要】思辨实在论是近20年来兴起的一个西方哲学流派。思辨实在论不满于康德“哥白尼革命”之后的“相关主义”，认为无论是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等，还是英语世界的分析哲学，都已封闭于意识或语言的内部，而无法思及“伟大的外部”或独立于人类意识的“绝对”，哲学家们沉湎于种种文字游戏，而不再直面现实，他们甚至不能合乎逻辑地承认：宇宙早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思辨实在论者主张重新复活被后康德哲学斥之为天真想法的信念：客观实在是独立于人类意识而存在的。思辨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哈曼则着力论证：康德关于“自在之物”的观点有合理之处，人类的认知和实践都永远不可能完全把握住客体，即客体永远都有无法穷尽的存余。思辨实在论可以补充生态哲学的不足。生态哲学较多地从伦理的角度去论证非人自然物也具有内在价值，而在本体论、知识论方面用力不多。思辨实在论正好在本体论、知识论方面发力很猛。有了思辨实在论的支持，生态哲学可把大自然确立为人类应对之心存敬畏的超验的“绝对”。当人类对大自然心存敬畏时，就能较好地保护地球。
技术治理视域下的泰勒主义
刘永谋/文
【摘要】泰勒主义是20世纪技治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技术治理的二原则”运用于工厂情境之中。泰勒主义主张实用主义技术治理，混淆了科学与价值，强调“人的科学”及其社会应用，以及对科学原理进行系统性理解；在科学方法方面，坚持分析主义方法论，并试图将之运用于工厂之外更广泛的领域中，混淆科学探究与日常探究。在管理主义的旗帜之下，泰勒主义者重组劳动场所的权力结构，赋予工程师更大的权力，同时强调工程师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这与当时美国工程师崛起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泰勒主义技术治理思想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对科学和工业民主的理解过于乐观，对工程师的领导过于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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